爱新觉罗弘历 乾隆帝的“天朝”真的闭塞愚昧吗

天朝。这是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中国时，乾隆帝在回覆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件中，用来表示自称的词语。正是这样一个词语，塑造了人们对于清代前中期对外关系史的整体印象——天朝代表着愚昧和保守，是闭关锁国的象征。乾隆帝囿于封闭的观念，拒绝了马戛尔尼提出的要求，导致中国错失了解外部世界的好机会。

郎世宁画了乾隆皇帝的画像

       近年来，这一认识逐渐受到学界的挑战与修正。那么，乾隆究竟对外界形势的变化了解多少，是否真的一无所知呢？

对话传教士:欧洲君主如何统治，如何继承王位？

       明清之际，自利玛窦进入中国传教开始，大批欧洲传教士纷沓而至，他们在传播福音的同时，将西方的科学技术与艺术文化也带入中国，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甚至还有很多传教士直接供职于宫廷，用自己的科学、艺术知识为皇帝服务，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于乾隆九年到达澳门，次年应召入京，开始了在华长达30多年的传教生涯。

       自乾隆十二年起，位于长春园北部的西洋楼景区陆续修建，蒋友仁受到郎世宁的举荐，负责主持西洋楼水法工程的设计，海晏堂等处闻名于后世的机械喷泉，均出自他的手笔。此外，蒋友仁还参与了乾隆时期舆图的绘刻，乾隆二十五年，他将手绘的《坤舆全图》进呈御览，“取新辟西域诸图，联以西来所携手辑疆域梗概，增补《坤舆全图》”，后来经过修改和增补，被收藏入宫廷，这是当时水准极高的世界地图，可以随时供皇帝浏览。

自乾隆十二年以来，位于长春花园北侧的西洋楼景区相继建成。郎世宁推荐米歇尔·贝诺斯特负责西洋楼水法工程的设计。海晏堂等地以后世的机械喷泉闻名，都是他写的。此外，米歇尔·贝诺斯特还参与了乾隆时期的测绘工作。乾隆二十五年，呈上手绘《昆嵛图全图》，“取西域新图，并西编境纲，补《昆嵛图全图》”。后来经过修订补充，汇集到朝廷，是当时高标准的世界地图，皇帝可以随时浏览。

长春花园西洋楼景区海盐厅铜版画

       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帝与蒋友仁进行过几次较长时间的谈话，向他询问了许多有关欧洲国家的问题。蒋友仁在一封信中披露了谈话的详细内容：

问:欧洲是否没有君主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威结束其他君主之间可能出现的纷争，从而优于其他君主？比如中华帝国以前曾经由几个独立的君主统治，其中一个后来成为他们的领袖，因此有了“皇帝”的称号。

       答：德国是由许多诸侯国组成的，这些诸侯国的君主中有一个凌驾于他们之上、拥有皇帝称号的君主；尽管拥有皇帝称号，他只是本诸侯国的君主，有时还要抵御其他诸侯国向他发动的战争。

问:你的许多欧洲王国有不同的优势。会不会出现一个强国在吞并了几个弱国，又逐渐吞并了其他强国，从而逐渐成为欧洲的主人之后，实力进一步增强的情况？

       答：自欧洲所有王国都接受了基督教起，人们就不该设想这样的动乱了。基督教劝导臣民服从君主，同时劝导君主们互相尊重。一个君主或许会丢失几个城池、几块地方甚至几个省份，然而如他面临倾国之险，其他君主便会站在他一边帮助他保全其国家。

问:你们的国王是如何处理继位的？

       答：在我国由王长子或其子孙继位。如王长子已去世且无嗣，则由王次子或其子孙继位。

问:在俄罗斯，女性可以继承王位。有没有实行这种法律的国家？

       答：我们那里有些国家的女子可继承王位，但敝国自君主制确立之初起便已立法不准女子继承王位。

问:如果你的君主死后没有继承人，谁将继承王位？

       答：多少世纪以来，上帝厚爱我主，使其不仅有足够的子孙继位，还可为欧洲其他王室提供继位人。

问:这些来自同一个家族的君主可能永远和睦相处，而不是互相争斗？

       答：虽说出自同一家族，但若有某种原因，他们间仍会发生战争，不过他们依然是好朋友。两位君主间即使发生战争，只要事情不危及王权利益，他们照样能像最好的朋友一样相互效力。

此外，乾隆还问:欧洲有多少个国家？君主能武装多少军队？法国和俄罗斯有关系吗？除了与俄罗斯人作战的伊斯兰教徒，还有哪些民族可能与俄罗斯人有纠纷，他们取得了哪些军事上的成功？

       由于在乾隆五年时，荷兰殖民者曾在爪哇的巴达维亚大肆屠杀华侨，乾隆帝又仔细地询问了欧洲人在东南亚的扩张：

皇帝问哪些欧洲人生活和统治过巴达维亚，我回答说他们是荷兰人；然后，我解释了什么是共和国。我谈到了荷兰政府，这是一个共和体制。国家任命各省的省长，同时提拔、降职、奖惩官员，其权力与自己国家的君主相同。

       乾隆还了解到西班牙在吕宋的行动，“大约二百五十年前，西班牙人在他们登陆的最大的一个岛屿上兴建了一座城市，这些岛屿上当初只住着一些土人。当西班牙人远航美洲时，这个城市可充当他们船只的货物集散地”；并通过追问地图中标有“新西班牙”、“新荷兰”和“新法兰西”等远离欧洲的地名的来历，得知了欧洲人在中国周边国家殖民的方式与情况。

别以为我不知道:加尔各答的“皮灵”是英语

       英国自1591年到达印度，经历1757年与孟加拉的普拉西之战以及1764年与莫卧儿帝国的布克萨尔战役，再到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的结束，并发动一系列征服印度马拉特、迈索尔、旁遮普等地的侵略战争之后，逐渐确立了在印度的统治地位。

那么，乾隆是否意识到英国势力在印度的崛起？

       英属东印度公司取得普拉西之战和布克萨尔战役的胜利后，莫卧儿帝国彻底沦为英国殖民者的附庸。随后，位于加尔各答的英国殖民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喜马拉雅山，打通到中国的贸易之路，然而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麓，还有锡金、不丹和廓尔喀等与西藏接壤的邻邦，英国的扩张势必与之冲突。

1772年，东印度公司吞并库奇-比哈尔时，六世班禅喇嘛代表不丹与黑斯廷斯总督斡旋，要求他撤军。黑斯廷斯希望与西藏建立直接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并派波格尔前往扎什伦布向班禅表示敬意。虽然班禅拒绝了波格尔的外交和贸易要求，但扎什伦布和东印度公司开始了频繁的接触和交流。英国人甚至希望班禅把他们的要求带到北京，说服乾隆皇帝。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英国与西藏之间的文件中，印度的英国人被称为法兰吉，法兰吉是波斯语，源于阿拉伯语对法国人的称谓，其藏语形式为Phe-rang，最终演变为土耳其语和藏语中的phyi-gling，意为外国人。

       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禅北上庆贺乾隆帝的七旬圣寿，最后却因天花病死在北京，他圆寂后留下的巨额财富引得其弟红帽喇嘛沙玛尔巴的觊觎，并最终成为第一次廓尔喀战争的导火索。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再度入侵西藏，洗劫了扎什伦布寺，乾隆帝派兵入藏反击，直捣廓尔喀首都加德满都。在此期间，清军统帅福康安于1792年2月到达拉萨时，曾向廓尔喀周围的不丹、锡金和披楞等邻国去信寻求军事支持，他将此事奏报给乾隆帝：

我已经指示哲梦熊、穆宗、布鲁克巴、左木郎和南迦盖尔的皮玲一起封锁他们...比如布鲁克巴、皮灵等地也是听从指挥，拼死拼活，所以廓尔喀一直在东、西、南三条路上被士兵拦截。

       这是“披楞”一词在清代文献中的最早记录，其实披楞就是波斯文Farangi的藏语形式Phe-rang的汉译。此时，福康安尚不知披楞与加尔各答的关系，只是认为它是同哲孟雄、布鲁克巴一样的部落。

       福康安率军攻入廓尔喀后，廓尔喀国王请求和谈，并指出廓尔喀以南的“南甲噶尔之第哩巴察部落，向思抢占藏地”。结合与加尔各答的英国总督康沃利斯的信件往来和其他情报，福康安了解到廓尔喀以南地区名为甲噶儿，其中最大的国家是第哩巴察，统治着披楞，而且常到广州地方贸易，他对东印度公司在廓尔喀战争中的暧昧态度及动机感到警惕，怀疑披楞暗中支持廓尔喀军队。1793年，廓尔喀派遣贡使前往北京，将他们与印度的冲突告知乾隆。就在此时，康沃利斯派少校柯克帕特里克前往加德满都查探，廓尔喀将相关情况汇报给了驻藏大臣和琳，清廷由此得知披楞已遣使前往北京觐见皇帝，但最初并未将其与马戛尔尼使团联系在一起。

傅康安率军进入廓尔喀后，廓尔喀国王要求和谈，并指出“廓尔喀南部的里巴查部落从项斯手中夺取了藏地”。结合与英国加尔各答总督康沃利斯的书信往来等情报，傅康安得知廓尔喀以南地区叫嘉加尔，面积最大的国家是统治皮灵的提里卡，经常去广州进行地方贸易。他对东印度公司在廓尔喀战争中模棱两可的态度和动机心存戒心，怀疑皮灵暗中支持廓尔喀军队。1793年，廓尔喀派使节到北京，通知甘龙他们与印度的冲突。这时，康华里派柯克帕特里克少校到加德满都调查，廓尔喀将有关情况报告给了驻藏大臣贺麟。清廷得知丕令派使者到北京面见皇帝，但最初并没有将马戛尔尼使团与他联系。

清乾隆《平定廓尔喀战争图》中的“廓尔喀出使北京”

       然而，当福康安在避暑山庄看到英国人后，感到英国或许和披楞有某种联系，以致面见英国使团时，态度十分傲慢不逊，毫不掩饰他的憎恶。于是，乾隆帝命令军机处查问廓尔喀俘虏岗噶勒塔则西：“英吉利是否即系披楞？”岗噶勒塔则西回答：

皮灵不是一个部落的名字，但它的地名是卡利加达，它的人是最暴虐和暴虐的。每个人都讨厌它，所以它被称为皮灵，它仍然在说恶人。大臣官邸西北界与廓尔喀相连，其交汇处距杨布约30天，南与热布萨，北与布鲁克巴，均约20天路程，西与提里巴查，也是一个多月路程。廓尔喀和卡利加达不是仆人。卡利加达购买廓尔喀木材，廓尔喀经常去卡利加达购买猎枪、腰刀、钢镰等。廓尔喀王子因为权力强大，经常派人去喂东西给他吃。.....对英语的致敬在外观和穿着上与Karli Karda相似。关于Karli Karda是英语。

       乾隆终于明白：在加尔各答的披楞与在广州贸易的英国人实际上是同一群人。英国的势力已经深入到了临近中国西藏的南亚次大陆。我们也由此了解到，乾隆对外界的认识并非一无所知。清朝清楚地捕捉到了英国势力在印度崛起的情报信息。

马甲尔，使团的副当东后来回忆说:

       我们的翻译从中国官员的漫谈中流露出来的片断字句，发现北京王朝近来对英国抱有不满情绪。经过小心谨慎同他们谈话，我们探询出来，原因是这样的：在西藏地区的战争中，中国军队曾遭到敌方预料之外的顽强抗拒，遭受到预料之外的损失。中国官员马上认为，一定有欧洲军队支援敌方，或者他们的军队受过欧洲的训练所致，他们从地方发现了帽子和头巾，而他们认为帽子只能是英国人的……中国政府既然怀疑英国帮助了敌人，当然它对英国政府不会有好感也不会加以信任了。

威廉·亚历山大画乾隆皇帝和小斯当东

       就清代前中期的对外关系史而言，“天朝”是真，上述所言也是真，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想：传统与现代，闭关与开放，这些简单的阐释模式，恐怕难以深刻揭示清朝涉外体制演变的复杂进程，再进一步，更不足以探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的轨迹和形成因素，甚至有时候会反过来阻碍对事实的探索，这就是我们需要借助更为多元性的角度和史料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