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雯年龄 斯蒂芬·平克:我们正处于最和平年代 恐怖主义未能威胁生活
【编者按】本摘要选自《人性中的好天使:为什么暴力会减少》一书。斯蒂芬·平克是当今西方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是实验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也是广受欢迎的科普作家,公认的“继乔姆斯基之后的语言天才”。在这本书里,他认为人类历史取得了进步,其实我们生活在历史上最和平的时代;他随后提出,暴力的减少是衡量这一“历史进步”的标准。这两个命题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本文来自书中第六章《新和平》“恐怖主义的走势”部分,平克检讨了恐怖主义这种特殊的暴力种类。
人性中的好天使:为什么暴力会减少
恐怖主义是一个特殊的暴力种类,它造成的恐惧远远高于它造成的伤害。与凶杀、战争和大屠杀相比,恐怖主义制造的死亡数字就是个背景噪声而已,自1968年以来,国际恐怖主义的年死亡人数不到400人,而自1998年以来,国内恐怖主义的年死亡人数大约为2500人。然而,2001年9月11日之后,恐怖袭击和恐怖主义成为一个问题。批评家和政治家谈论恐怖主义的程度无与伦比。“存在”一词经常被用作威胁和危机的修饰词,这是萨特和加缪走过全盛时期以来罕见的现象。专家宣称,面对恐怖主义,美国是“脆弱的”和“脆弱的”。作为“现代国家的主导地位”,“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文明本身”都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例如,2005年《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中,一位负责反恐的前白宫官员笃定地预测,到“9·11”恐怖袭击十周年时,由于美国赌场、地铁和购物中心的持续爆炸,民用客机经常被肩扛导弹击落,化工厂的破坏造成灾难性后果,美国经济将陷入瘫痪。国土安全部庞大的官僚机构几乎在一夜之间崛起,戏剧性地向全国发布了颜色分级的恐怖分子警报,建议国民储备塑料布和胶带,紧张地到处检查身份证件,在机场没收所有指甲钳,在农村的邮局外修建水泥保护墩,列出了8万个“潜在的恐怖袭击目标”,其中包括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旅游景点“Vicky-Wodge Spring”,一些漂亮的女人假装在那里。让我们将美国恐怖袭击的死亡名单——不论是不是包括“9·11”恐怖袭击——和其他可预防的意外死亡做些对比。每一年,美国有4万人死于交通事故,2万人死于跌跤,1.8万人死于凶杀,3000人死于溺水,3000人死于火灾,2.4万人死于意外中毒,2500人死于手术并发症,300人在卧床上窒息而死,300人死于胃内容物吸入气管,以及1.7万人死于“其他和未分类的非交通事故意外及其后遗症”。172事实上,除1995年和2001年之外的每一年,美国死于雷击、野鹿、蜂蛰、花生过敏及“睡衣被点燃和熔化”的人数都高于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恐怖主义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之少,以至于任何想避免袭击的小举措都能增加死亡的风险。认知心理学家格尔德·吉仁泽给过一个估算,“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的第二年,美国有很多人因恐惧飞机遭劫持或破坏而避开飞行选择驾车出行,这些人中有1500名死于交通事故。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乘飞机从波士顿飞往洛杉矶的死亡风险,等于驾车在公路上行驶12英里。换句话说,为避免乘坐飞机而产生的死亡人数是“9·11”事件中空难人数的6倍。当然,“9·11”恐怖袭击将美国带进两场战争,战争造成的英美两国国民的生命损失远远甚于劫机者,更不要说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的生命损失了。恐怖的特征是恐怖主义造成的恐慌和恐怖主义造成的死亡之间的距离。恐慌是恐怖主义的全部焦点,正如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所表明的那样。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但恐怖主义通常被理解为有预谋的暴力,执行者是非国家组织或个人,暴力的目标是非战斗人员,他们追求的目标可以是政治、宗教或社会目标,手段是胁迫政府或恐吓公众并传递自己的信息。恐怖分子的具体目标可能是使政府屈从于他们的具体要求,侵蚀公众对政府保护能力的信心,或者挑起大规模镇压,从而煽动人民对抗政府,或者制造社会动荡,以期通过恐怖团体赢得和夺取权力。恐怖分子的个人动机是为了某种事业而不是个人利益,所以可以说是利他的。他们突然袭击,行为神秘,经常被指责为“卑鄙”。他们善于沟通,习惯于通过制造恐惧来追求名声和公众关注。恐怖主义是一种不对称战争——弱势对抗强势的战术——它调动恐惧心理带来的精神伤害之大,与它实际造成的人命和财产损失完全不相称。认知心理学家们,比如特沃斯基、卡尼曼、吉仁泽和斯洛维奇都证明,人对一种风险的感知取决于心智上的两个小妖魔。第一个是可测度性:与相识的魔鬼打交道好过与不相识的魔鬼打交道。人们对于新奇、不可捉摸、效果延迟、当今科学无法充分解释的风险特别感到精神紧张。第二个是畏惧。人们忧虑发生最糟糕的情况,即那些不可控的、灾难性的、无意识的、不公正的风险。心理学家认为,人类心理的错觉是古大脑反馈回路的遗留物,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它保护我们免受捕食动物、毒、敌人和风暴的伤害。人类在20世纪才积累了各种统计数据库,形成数字化社会,在此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人类一直生活在非数字化管理的社会中,风险感知功能可能一直是人类配置警惕性资源的最佳指导。而且,过去对危险认知心理上的种种怪癖缺乏科学的解释,人们利用这种无知谋取第二重利益:人们倾向于夸大敌人的威胁以便榨取赔偿,或以此来召唤盟友共同抗敌,甚至为先发制人消灭敌人提供借口。众所周知,风险认知的谬误导致公共政策的扭曲。大量的财力和法律被用于防止食品中使用添加剂和消除自来水中的化学残留物,但这些物质对健康的危害微乎其微,而其他可以挽救大量生命的措施却遭到抵制,比如降低高速公路的限速。有时,一个被广泛报道的事故会成为先知的寓言,天启的不祥征兆。1979年三里岛核电站事故中没有人死亡,甚至对癌症发病率没有影响。然而美国却因此停止了核电站的发展,转而大量使用化石燃料,为全球变暖做出了持续的贡献。“9·11”恐怖袭击在国家意识上扮演了一种不祥的角色。大规模恐怖活动是新奇、不可捉摸、 灾变性和不公平的,从而将不可测知性和人类的畏惧感推到极限。恐怖主义者在制造伤害上的小投入足以赢得巨大的心理优势,国土安全部却不懂得这个道理,它推波助澜地煽动大众的恐惧,竟然在其使命陈述中警告说:“今天的恐怖分子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使用任何武器发动袭击。”奥萨玛·本·拉登很清楚恐怖主义的这种优势,他得意扬扬地说“美国现在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充满了恐惧”,他花费50万美元制造的“9·11”恐怖袭击,给美国造成500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负责任的政治家偶尔能理解恐怖主义的算术。在2004年的总统竞选中,约翰·克里一度失去理智,他在《纽约时报》上对记者说:“我们必须回到我们最初的世界,在那里,恐怖分子不是我们生活的焦点,他们只是令人讨厌的小玩物。作为一名前执法人员,我知道我们永远无法消除卖淫和非法赌博,但我们可以降低有组织犯罪的发生率,并将其保持在不会蔓延的水平。它不是每天都在威胁人们的生命。从根本上说,它是那种你必须坚持不懈地与之斗争的东西,但它不会对你的生活秩序构成威胁。”在华盛顿特区,所谓的“失态”意味着“一个政客说了真话”。乔治·布什和迪克·切尼对克里态度坚决,说他“不适合当领导人”,克里很快收回了他的讲话。恐怖主义的兴亡成为暴力历史上的一个关键章节,不是因为它带来的伤亡数字,而是因为它带来的恐惧心理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当然,在未来,如果恐怖分子进行核武袭击的假说成为现实的话,它确实能带来巨量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