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 访谈︱王希：美国国父对美国宪政到底有何影响

《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迄今已有三版，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几个月前，我偶然得知这本书的新版本将会发行，我像小偷一样记住了它。十年前看了修订稿才印象深刻。新版一出，2014年12月20日下午，本报记者在北京五道口采访了王茜教授。

       这部书影响了一代学人，已经成为美国宪政和美国史研究的经典。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史家之一埃里克·方纳在推荐语中写道：“本书已被公认为对中国的美国研究做出了无可取代的贡献。”新版增加了20万字，主要是观察和分析9·11之后至2014年美国宪政史的最新发展。

       “从奴隶制和州权，直到最近关于如何在‘反恐战争’中求取公民自由与政府权威之间的平衡的辩论，美国历史的所有核心议题都是在宪法框架下进行讨论的。”而本书对这些核心议题都不肯放过，并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涉及的层面极广。这次采访的主题是“美国总统与美国宪政”，但又不限于此。因篇幅较长，本站分两次发布，敬希垂注。

“从奴隶制和国家权力，到最近关于如何在‘反恐战争’中平衡公民自由和政府权威的辩论，美国历史上的所有核心问题都在宪法框架下讨论。”但是，这本书并没有放过这些核心问题，并且做了简单的分析，涵盖的方面非常广泛。本次访谈的主题是“美国总统与美国宪政”，但并不仅限于此。由于篇幅较长，本网站发布两次，敬请尊重和关注。

王希，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江学者，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站:美国宪政注重三权分立。作为行政权的代表，总统是如何产生的？

       王希：为什么会产生总统，总统是怎么产生的，这就得追溯到独立战争后的邦联时代。1781年生效的《邦联条例》只设立了国会，没有建立一个中央执法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法律没有人去执行的问题。邦联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所通过的法律得不到有效的实施，州遇到内乱，邦联政府也无法予以帮助。

比如1786年，马萨诸塞州发生了沙伊斯叛乱，要求邦联政府调动军队镇压内乱，但国会没有这样的权力，即使有，其命令也没有一个首席执法官来执行，这对当时邦联政府的有效运作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参加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建国者们”意识到，如果邦联要想成为一个有力、有效的联盟，它的法律一定要得到实施；而法律要得到实施，必然要设立一个总执法官，也就是总统的职位。总统由人民选举，不受国会的干预，是一种独立于州和国会而产生的权力，因此他可以钳制国会的权力。可以说，总统的权力是因为现实的需要而产生的。

美国联邦宪法第一页

美国的“缔造者”也被称为“国父”，他们至少包括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等总统。在“有效而有限的联邦政府”下，他们对美国早期宪政的塑造起到了什么作用？

       王希：我还真的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这些总统的作用。当然，美国确实有“Founding Fathers”这个说法，但“国父”这个概念是一个集合名词，指革命和立宪时期那些对美国的建国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一批人，他们参加了至少三个标志性的建国文件的制定，一个是《独立宣言》，第二是《邦联条例》，第三个就是联邦宪法。在这三个文件的任意一份上签署过名字的人，似乎都可以被称为Founding Father，而不仅限于最早的四位总统。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如何界定“国父”，值得讨论。如果扩展一点，很多人都可以被包括在内，包括州制宪会议的代表，因为后来的联邦宪法需要各州的批准，不批准就没有后来的宪法，而在批准过程中还有很多的争论，譬如关于权利的宪法规定，后来通过《权利法案》来补充，那这些提反对意见的人算不算“建国者”或“国父”呢？

你提到的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麦迪逊，除了年龄小一点的麦迪逊，其他都已经是革命时代的全国知名人物了。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是殖民军队的总司令。亚当斯和杰斐逊都参与了《独立宣言》的起草工作，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代表美国担任驻英法使节。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很有影响力，尤其是亚当斯和杰弗逊，他们分别担任过前任总统。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不仅是宪法的制定者和创建者，也是第一宪法秩序的实践者。

       就华盛顿而言，他担任第一届总统在当时是众望所归。从思想的原创性来讲，华盛顿不如杰斐逊等人，他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但他作为领袖的威望和风格，非他人所能及。他在制宪会议上讲话不多，但制宪会议由他来主持，代表了革命和制宪之间的连续性，所以他成为两个建国进程的最有力的联接者，能够稳定政局。如果不是他当第一任总统，如果他的执政风格是另外一种形式，很难预料之后的时局会如何发展。

       作为总统，华盛顿的最为关键的举措是，他能够平衡“建国者”内部的不同利益。比如说他担任第一任总统期间，任命杰斐逊为国务卿，任命汉密尔顿为财政部长，这是当时最重要的两个职位；但这两个人在政见上是非常不同的，时常为早期的经济发展方略发生争执，虽然华盛顿更倾向于汉密尔顿的观点，但他的威望能够“压”住杰斐逊，不至于导致第一届政府失败。

作为总统，华盛顿最关键的措施是他能够平衡“创始人”内部的不同利益。比如第一任总统期间，他任命杰斐逊为国务卿，任命汉密尔顿为财政部长，这是当时最重要的两个职位；但是，这两个人的政治观点大相径庭，经常对早期的经济发展战略产生争议。虽然华盛顿更喜欢汉密尔顿的观点，但他的威望可以“压制”杰斐逊，这不会导致第一届政府的失败。

乔治·华盛顿

       而亚当斯担任第二任总统的时候，杰斐逊是副总统，两人的政见也是极其不和，造成许多冲突和矛盾。亚当斯也是“国父”之一，资历与杰斐逊相当，但两个人基本没有合作。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党派分歧就暴露得很充分，而且政治分野也就遏制不住了。这也就产生了1800年总统选举的联邦党人和民主共和党人“两党”对峙的局面。

从总统选举的角度来看，早期宪政最大的危机之一是1800年的总统选举。然而，经过汉密尔顿的调解，杰斐逊当选为民主党共和党人，总统职位从联邦党人亚当斯转移到杰斐逊。两者或“两党”之间有一个“权力过渡”，这是一个“和平”的过程，所以被称为“1800年革命”，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开创这个先例对随后的总统选举非常重要。

       他们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亚当斯、杰斐逊、汉密尔顿等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即他们都属于Founding Fathers，这一共同身份使他们之间的“权力过渡”比较顺利、平稳。这里面的原因恐怕不仅仅是制度或规则，更多的可能是他们的政治共识与政治风格。在一个政治充满“任意性”的时代，精英分子内部的“共享的”政治风格和行为会发挥稳健的作用。

       麦迪逊的出现主要在联邦制宪时，他当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联邦政府的权限方面，他的立场前后有一个转变。在制宪的时候，他是汉密尔顿的同志，力主强大的中央政府，后来在华盛顿任职期间，他是国会的领袖，因政见不同而与汉密尔顿分道扬镳，与同样来自弗吉尼亚、政治上的导师杰斐逊站在一起。他后来接替杰斐逊，成为第四任美国总统。

麦迪逊主要出现在联邦宪法中，他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就联邦政府的权威而言，他的立场前后都发生了变化。在制定宪法时，他是汉密尔顿的同志，领导着强大的中央政府。后来，在华盛顿任职期间，他是国会领袖。他因政见不同与汉密尔顿分道扬镳，站在同样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政治导师杰斐逊一边。他接替杰斐逊成为美国第四任总统。

2007年，美国新版一元硬币的左边是詹姆斯·麦迪逊，反面是自由女神像。

       这四位总统在政见上可以说都有差异，对如何构建未来的美国有不同的设想，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就是要维系美国的生存。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有一个共享的责任感或共享的信仰。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都是patriots 。patriot这个词在当时美国的语境下有特殊的意义。说你是patriot，意味着你应该为了这个国家的创造和生存而奋斗。我觉得这是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

当第一个宪法秩序实施时，有许多以前从未遇到过的棘手问题。如果别人上台，后果难以想象。比如在1794年的“威士忌叛乱”中，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些人拒绝缴纳联邦政府征收的税款，进行武装抵抗，类似于沙伊斯叛乱的情况。当华盛顿任总统，汉密尔顿任财政部长时，他们坚持出兵镇压“内乱”。联邦军队由华盛顿领导，因为他有威望并领导国家抵抗英国的税收。他很有说服力地站出来，能够达到维护新的联邦国家权威和维护国家秩序的效果。

       又如，亚当斯执政期间，联邦党人与民主共和党人在对待法国革命的问题上产生了冲突，亚当斯强调秩序，强调英美关系，而杰斐逊则是支持法国革命的。亚当斯对秩序的强调、对英美关系的强调，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美国“独善其身”，继承了华盛顿离任演讲的忠告之一，不要卷入欧洲事务。

杰斐逊的优点是他不是一个死板的领导人。他反对亚当斯和联邦党人的很多政策，但上台后，他改变了很多过去的看法，实际上继承了联邦党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做法，包括利用联邦权力购买新的领土，这为美国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地理基础。

       所以，这些“国父”的第一个特点是shared responsibility或shared faith；第二个特点就是他们都很现实，能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政策。这几位总统可以被称为是美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对于稳定宪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美国历史学家伍德曾写过一本名为《革命人物》的书，书中讨论了几位创始人的政治性格和品质，并提到他们的性格和风格各不相同，但都是18世纪末欧美启蒙时代的产物。他们是“共和政治”的信徒，强调秩序、规范、理性、美德、个人节操和奉献，“绅士政治”，对“暴民政治”和“大民主”始终保持警惕和敬畏。

       他们是18世纪的“共和主义者”，在他们的身上，有两种价值观在博弈，一种是自由主义式的，强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强调对个人权利的重视和保护，但另一方面又强调政治的“公共性”，强调政治参与者必须要拥有“美德”。

像华盛顿一样，他非常注重自己作为领导人的公众形象。当时作为一个绅士，应该超脱自己的利益，必要时为公共利益做贡献，完成后回国——他担任殖民军总司令，不要报酬，辞职回家经营自己的种植园，做了两任总统——政治似乎是他不得不服务的副业和“公共服务”。这一切都是为了建立和保持一种“君子政治”的作风。伍德教授写道，华盛顿写信、说话、做事都非常谨慎，关心自己的公众形象，不想留下任何污点。亚当斯更坦率。杰斐逊也是一个有心人。他留下的所有文件都经过筛选，一些最机密的信件也没有保存。

       因为他们是同一代人，分享同质的政治文化，优缺点也可以互补，构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执政群体，政策是不同的，但精神上和原则上却有某种潜在的连续性。后面的总统，尤其是安德鲁·杰克逊当政之后，就缺乏这种可被称为“同代性”的东西。

安德鲁·杰克逊

这个网站:安德鲁杰克逊是一位平民总统，他与上面的人有很大的不同。有人说他是现代美国总统的创始人。你怎么想呢?

       王希：“平民总统”并不准确，因为杰克逊也是奴隶主，当总统之前，也做过州的官员。但安德鲁·杰克逊在美国总统历史上的确是一个新式的总统。前面提到的四位总统，都是“建国者”一代人。他们之后是詹姆斯·门罗和约翰·昆西·亚当斯。门罗也是革命的参加者，与杰斐逊关系很好。昆西·亚当斯是约翰·亚当斯的儿子。他们和第一代领导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既可以算作第一代领导人——至少门罗可以列入，也可以算作是第二代领导人。

接下来是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他也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但当时他还很年轻。作为一名士兵，他被英国军队俘虏了。为什么他是一个新型的政治家？

       首先，杰克逊是从当时的西部即现在的中西部田纳西州当选的，此前的几任总统都来自东部，更准确地说，来自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这两个最古老的州，也是政治上最有影响的州。而杰克逊没有什么家族政治的渊源，他是一个Self-made Man，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参加围剿土着印度安人的战争而建立功勋，从联邦议员、田纳西州的官员做起，一步一步走上来。所以，他代表了传统的家族政治或裙带政治之外的新兴势力。

其次，杰克逊的当选是新的政治运作的结果。在1824年的总统选举中，他是昆西·亚当斯的对手，但他输了。当时有四五个人竞选总统，都来自同一个政党，没有一个人获得过半数的民众选票。最后，众议院投票选举总统。结果，昆西·亚当斯获得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并当选。杰克逊非常恼火，觉得这不公平。此时，民主党正在进行重组和转型。在1828年的总统选举中，民主党精心安排，提出了维护国家政权的口号，成立了竞选团队，做了大量的基层动员工作。这是现代政党政治参与选举最早的表现和最成功的操作。因此，杰克逊的当选是政党政治有效运作的结果。目前以动员基层群众参与为重点的政党政治，与早期以大人物、名气意志为主导的政党政治有很大不同。

       杰克逊也自认为代表了新型的总统，是一个代表普通人的总统，这是不是“平民总统”说法的来历？他认为美国政治不需要贵族传统，也不应该由精英来掌控，如果国家政治的核心是关于普通人的生活与权利，普通人只要有基本的判断力，就可以去担任官员和评判是非，不需要有高贵的血统或渊博的知识，政治应该开放给大众。在这一点上，杰克逊与“国父”那一代人不同，他通过实践把“民主”的理念带入到竞选政治中。

他更进一步，大张旗鼓地开创了另一个先例，那就是“分赃制”或“分肥制”，即在政党和党务工作者的协助下成功竞选的总统或官员，应该首先将公职分配给那些为他成功当选做出贡献的人。今天，这可以说是一场政治腐败或任人唯亲。然而，另一方面，总统不能选择与他的政治理念一致的人作为助手，那么他如何确保有效的执法呢？

       “分赃制”违背了民主的本意，也否定了我们刚才讨论“国父”时谈到的共和政治人物的virtue。你可以说，从政治风格和政治行为学来讲，安德鲁•杰克逊代表了美国政治的一种断裂，一种转型。在这一点上，他是一个“新型总统”，直到今天，“分赃制”在美国各级政治中都留有很深的痕迹。1883年的《文官改革法》是对“分赃制”的改正，主要针对中层和低层的非政治性任命，是构建职能型国家官僚队伍的开始，而主要的部门首长、联邦法官等重要职位的提名仍然掌握在总统手中。